养老金融:应对超老龄社会之道

养老金融:应对超老龄社会之道


  超老龄社会是指年龄超过80岁以上的老年人人口比例达到或超过5%。这是一个全球现象,日本、韩国、德国、法国等国已经进入超老龄社会。根据研究,至2035年左右,中国将会进入超老龄社会,届时将面临八方面挑战:经济增速下降、资产价格大幅波动、银发贫困普遍、社区养老是主流、养老金缺口的巨大压力、医保缺口长期存在、延迟退休和老年就业成为普遍现象以及老人的社会关爱缺乏等。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Becker早在二十世纪80年代的研究,作为市场最基本的经济单位之一,家庭行为的改变将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他认为,家庭行为是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生变量,而非外生变量;家庭行为对经济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同时经济演进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家庭的结构与决策。基于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单位的功能之一是生儿育女并完成子女早期的人力资本投资。还有研究表明,规模庞大的婴儿潮成长进入经济社会后所带来的高储蓄率,将形成对金融资产的巨大需求,这是金融市场繁荣的重要因素;而当人口年龄结构转向老龄化后,金融资产需求将随之变化,可能使资产价格和股市下跌。所以我们认为,呼吁落实“全面二胎政策”不仅是人口学家、社会学家的责任,也是经济学家的责任。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中国人口结构形势发生的历史性转变、老龄化社会和人口红利的消失等。其中,我国当前生育率过低是亟需直面的问题。2014年,我国开始实行了单独二胎,之所以没有全面放开,是因为当时预测如果“全面二孩”将会出现生育高峰。但从最终的结果看,2014年全年出生人口总量在1687万人,较2013年多出生了47万,比预想的少了很多,并未达到原来的预测。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我国2015年的出生人口为1655万人,新增人口比2014年减少了32万人,与预期更是相去甚远。


  放开单独二孩远不如当初预想的情况好,这可以合理地推出“全面二孩”的结果也是不容乐观的。首先,我国的育龄妇女在2015年以后比上一年减少了500万人, 其中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数量减少了约150万人,而45岁以上的妇女再生的概率在10%以下。加上因为不孕不育等病症、因为剖腹产而导致的二胎生育风险极高的“疤痕妈妈”、生育意愿本身就不强或者已经合法育有二胎的妇女人数需要从育龄妇女总人数中减去,这样剩余的育龄妇女人数并不可观。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母亲正在减少。


  其次,新增人口数在减少。经验数据表明我国育龄妇女生二孩的意愿在60%~70%,不光有的人想生也不一定能生得了,还有要面临重重压力。简单的例子,作为家庭的一项重大决策,购房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影响家庭的其他决策,生育决策即为其中被影响的主要决策之一。房价对生育的作用机制涉及新家庭学模型中标准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首先,房价上升降低了家庭在其他消费上的可支配收入,因此对生育需求产生了负的收入效应。因为新家庭经济学中假定小孩为正常品,负的收入效应将降低对生育的需求。其次,小孩越多,需要的住房面积也越大,因此房价直接进入了生育的影子价格,房价上升对生育产生了负的补偿性替代效应,从而强化了纯粹的收入效应。也就是说,高房价有可能会导致低生育率。排除这些消极的因素,九千万育龄妇女中大概有一千万左右有积极的生育意愿,这些生育意愿经过逐年的缓慢释放,新增人口将会逐年下降。


  第三,从国际经验来看,生育率的下降是一个全球的现象。随着19世纪、20世纪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生育率在欧美和日本均出现了长期下降的趋势。更引人瞩目的是,随着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其生育率在短短30~50年内以更为剧烈的速度下降,幅度高达70%~80%,这种与工业化过程相伴随的人口结构的转变已经被实践不断地证实。包括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将近20年的印度,其生育率也从1980年的4.7%“自发”地下降到2013年的2.3%。最近某基金公司通过大数据的调研方式,再次确认了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总和生育率为1.28%,处在非常低的水平。日本通过十几年鼓励生育的政策,将总和生育率水平逐步提升并稳定到了1.4%左右,我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太低。按照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宏观模型的测算,如果全部放开二胎将会提高综合生育率,会为经济增长提高0.2个百分点,对于将来进入新常态、低增长期的中国经济,这0.2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是弥足珍贵的。所以我们要把十八届五中全会的红利落实到位。从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来看,当年日韩从放开人口生育到鼓励生育中间间隔了十年,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鼓励生育的成本也相当高。中国应该汲取这样的经验教训,在逐步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同时,就应该配套以鼓励政策,可以避免十年之后再鼓励的低边际效应。


  最后,从梳理文献可以看到,近年来对新家庭经济学生育率方程的实证检验均应用协整分析工具对家庭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展开研究,采用了生育率、女性教育水平、劳动参与率、工资率以及男性工资率等家庭行为变量与劳动力市场行为变量,其经验研究结果均与新家庭经济学预测保持一致,即女性的教育水平和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对生育率存在显著的负影响。这也是前面几条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可见不光要全面放开二胎,更要跟上鼓励措施。


  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亿人增加到了2010年的13.3亿人。这之间有三个阶段人口增长最为迅速: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195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维持在20‰左右;第二个阶段是从1962年到197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维持在25‰左右;第三个阶段是从1981年到199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维持在15‰左右。这三个阶段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最终导致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青壮年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整个社会的人口抚养比即依赖型人口(14岁以下与65岁以上人口之和)与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人口)之比不断降低,从1994年的49.33%下降到了2010年的34.2%,也就是说,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口红利期正在消退。所以,我们认为:要千方百计呼吁中国“第四次婴儿潮”的尽快到来,这甚至有可能是中华民族的最后一次婴儿潮。


   下面从经济学角度提出几个具体建议:


  首先,生育保险不应再单列,应该并入社会医保。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简并社会保险,但现在生育保险是作为生育妇女职工的保险,还没有深入、广泛地覆盖到农村地区的妇女。将生育保险并入医保以后,能够使更广大的妇女群体享受到生育保险,产生规模效益,争取实现免费生育。根据2015年北京市的统计数据,育龄妇女在公立医院的生育费用,自付部分大概在人民币2300元左右,这部分完全可以通过财政补贴来鼓励生育。政府每年花大量的财政补贴出口,但实际上出口补贴很多承担了国际市场的来料加工,不但附加值不高,还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环境污染。现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会长期走低,进口价格进一步回落。适当减少出口补贴,也不会较大影响出口和贸易顺差。所以,出口补贴不如生育补贴。


  第二,结合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案,实施生育消费抵扣。中央对税制改革的指导精神是分项计征和综合计征相结合,我们建议以分项计征为辅,综合计征为主。可以通过综合计征来实现:凡是生育消费,包括生二孩而产生的购房、教育、婴幼儿消费等需求应该进行所得税抵扣。具体的技术细节可以再讨论,但是这些原则应该尽早确立。要防止房价、特别是一线房价的最后的疯狂。根据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宏观模型预测,中国的一线房价会缓慢的上涨到2025年,之后出现逆城镇化:年轻人口无法负担大城市的居住开支,回到二线城市或周边小镇居住,然后到大城市工作。诸如此类的个人消费,政府应该通过税收调节予以优惠和补贴,让利于民。这样不仅可以鼓励生育、还可以防止大城市病、还可以阻止房地产泡沫。这不光是从提高生育率的角度考虑,也是从降成本、去库存的角度考虑的。


  第三,要促进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到提高生育率、应对超老龄社会挑战的事业中来。社会力量的参与可以促进家庭消费、二孩消费,更好地落实中央政策,还体现了社会更广泛的关爱。


  2025年全球总人口预计将达到90亿人,而中国人口有可能将在14亿人达到峰值以后不断下降。在可预见的百年内,如果不及早应对,中华民族极有可能成为一个全球范围的小众群体。母亲是财富的创造者,提高生育率也是积极应对老龄化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所以要珍惜我们目前只有9000万的育龄妇女,还要全方位的鼓励生二胎,不要让中国陷入长期超低生育率的一个陷阱。落实好“全面二孩”政策,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努力。要将人口视为财富,而非负担,这是需要短期内尽快达成的社会共识。